出租车在泉州的老街上漫无目的地开了很久。司机没问我到底要去哪，我也没说。车窗外，骑楼的影子一盏一盏往后倒，灯光昏黄，把石板路照得像一条发光的河。沈鹤亭八百年前走过这条路，带着七十二个人，从这片海岸出发，去了世界的另一边。八百年后，我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，从世界的另一边回来，找到了他们的祠堂，点了三根香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手机屏幕亮了一下。索菲亚发来一张照片。她的肚子，比之前更大了，撑得衣服绷得很紧。照片下面附了一句话——“他又在踢了。很用力。”我把照片放大了看。肚子上有妊娠纹，一道道细密的、暗红色的纹路，像干涸的河床，像我手上的疤。孩子在她肚子里踢，不知道是急着出来，还是在里面待得不耐烦了。

他叫林远。我取的。远近的远。希望他能走远，不用回来。不用回马瑙斯，不用回那座塔，不用回这条路上。

车停了。司机说，前面修路，过不去了。我付了钱，下了车。站在路边，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。泉州的夜不黑，到处都是灯。远处有座塔，不是石头的，是现代的，钢筋水泥，顶上亮着红灯。但看到塔的那个形状、那个高度、那个在夜空中矗立的姿态，我的手还是疼了一下。右手上的那道疤，又长了一点。

我找了家旅馆住下来。房间在三楼，窗户对着一条小巷。巷子里有猫叫，一声一声的，像婴儿哭。我坐在床上，把右手举到灯下看。那道疤从虎口到了手腕，边缘的皮肤绷得紧紧的，发亮。刻字已经开始了。第一个字，一横，一竖，一横。不是“十”，是“木”字的一半。一横，一竖，再一横。竖是穿过横的，笔画很深，陷进皮肉里。边缘有细密的、暗红色的血点，像刚刻上去的。它在写一个“林”字。不是“死亡等我”，是“林”。沈鹤亭的林，林深的林，同一笔，同一个字，同一个人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又去了祠堂。白天看和晚上不一样。阳光照在青石板上，照在瓦片上，照在那块“七十二人祠”的匾额上。匾额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，木头露出来，灰白色的，裂了几道缝。但字还在，笔画还在。七十二人，七十二个名字。沈鹤亭，林深，陈旺，黄福，**，赵寿。林深排在第二个。在沈鹤亭后面。1956年进塔的林深，和沈鹤亭只隔了一个名字。不是巧合，是血脉。他是沈鹤亭的后代，我也是。

祠堂里没有人。香炉里的香灰满了，溢出边沿，落在地上，铺了薄薄一层灰白色的粉。我蹲下来，用指头在灰上画了一道疤的形状——从虎口斜着切向手腕，在三分之一处有一个分叉。画完之后我看着那一道疤，忽然觉得不对。不是疤的形状不对，是这个祠堂不对。七十二个人的祠堂，牌位整整齐齐，香炉干干净净，但没有人来。没有人烧香，没有人磕头，没有人记得他们。

我从背包里拿出那本日记的复印件——1956年林深写的那本。翻到最后一页，那行字还在。“如果你在看这本日记，你就是下一个。”我把它放在供桌上，压在一支香下面，然后走到院子里，站在天井中央，抬头看天。天很蓝，一朵云都没有。阳光直射下来，照在脸上，热辣辣的。八百年前沈鹤亭从这里出发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天。八百年前那七十二个人从这里出发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