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上校，“戴维的声音从下面传来，“机枪阵地布置完毕，请求检查。“

亨特收起望远镜，把对托尼的鄙视和对往事的唏嘘一并压进心底，转身下塔。

杨希真这会正坐在跑道边。

他坐在一只倒扣的弹药箱上，军服的下摆铺在大腿上，像一张安静的帘子。他帮忙看管布林德的行李箱和电台——那个老烟枪被亨特拽走问话去了，临走前把行李扔给杨希真，像扔给一个保姆。行李箱是那只橄榄绿色的军用帆布箱，上面用白漆写着“B. LINDER“和一串军邮编号。电台是一台SCR-300，背包式，天线折断了半根，布林德说“凑合能用“。

杨希真顺便瞧着机场上忙忙碌碌的人群。

克钦人在砍木桩，工兵在推跑道，英国人在擦机枪，护士在搭帐篷，缅族人在搬运物资，托尼在艾琳面前表演大力士。还有跑道边堆积如山的单兵急救包——绿色的帆布小包，上面印着红十字和“FIRST AID“字样，堆得像一座绿色的小山，足有上千个。史迪威的参谋部似乎预料到了什么，或者说，在为什么做准备。

此番来到密支那让他感慨万分。

此地当初若不是被日军抢占，杜聿明决策失误，数万大军就不会去钻那要命的野人山，枉死大半了。1942年，就是在这里，在密支那，杜聿明拒绝了史迪威向印度撤退的建议，执意要穿越野人山回国。结果，第5军的三万精锐，在胡康河谷的沼泽和瘴气中折损过半，无数士兵不是死于日本人的子弹，而是死于蚂蟥、毒蛇、饥饿和绝望。

杨希真就是从那片沼泽里爬出来的。他记得那个克钦向导的脸，记得他如何用缅刀割开吸在腿上的蚂蟥，记得他如何在第三天死于疟疾，尸体被草草埋在落叶下。他记得自己背着三个伤兵，在丛林里走了七天，最后只有一个活了下来。

他望着跑道尽头那片浓密的丛林——那里曾经是公路，现在已经被藤蔓和榕树重新占领。两年前，他从那个方向逃出来，像一条丧家之犬。两年后，他坐着飞机，从天上飞回来了。

“杨医生？“

杨希真回头，是西格雷夫。老医生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，递给他一杯。咖啡是速溶的，带着一股焦糊味，但在这潮湿的清晨，热气腾腾。

“谢谢，戈登。“杨希真接过杯子，双手捧着取暖。

西格雷夫在他旁边的弹药箱上坐下，两人沉默地望着跑道。远处，布林德正被亨特拽向梅里尔的营帐。

“布林德上校，“西格雷夫说，“他看起来……有心事。“

“每个人都有心事，“杨希真说，“在这地方。“

二人先前从利多乘坐一架小型侦察机飞过来。

那是架L-5“哨兵“式联络机，单发，双座，机身小得像一只蜻蜓。布林德本来打算坐C-47，但奥尔德准将说运输机要优先运送“战斗人员“，像布林德这样的“前线观察员“——天知道这是什么职称——只能坐侦察机。

当飞机在层层叠峦、氤氲笼罩的库邙山上空穿行时，杨希真回想到两年前在这片林莽中的亲身经历。

库邙山。那座山像一堵绿色的墙，横亘在缅北的大地上。从空中看，它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，树冠层层叠叠，云雾在山谷间流动，像一条条白色的河流。但在那绿色的下面，是沼泽、是悬崖、是蚂蟥窝、是成千上万具尚未腐烂的尸体。

杨希真跟布林德聊起这些，唏嘘不已。他的声音在引擎的轰鸣中显得很轻，像一片落叶飘进风里。他讲起那个克钦向导，讲起那个死于疟疾的伤兵，讲起自己如何在第七天看见一架盟军的侦察机从头顶飞过，拼命地挥手，但飞机没有看见他们。

布林德恐飞。这个在北非打过仗的老兵，这个敢坐吉普车穿越雷区的前线指挥官，居然害怕坐飞机。他紧紧地抓着座舱边缘的扶手，指节发白，脸色发青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但当杨希真讲起野人山时，他忘记了恐惧，透过座舱玻璃探头望下去。

“上帝，“他喃喃道，声音被风吹散，“能从这种绝地活着出来，真是不容易！“

他望着下面那片绿色的深渊，望着那些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山脊，突然感到一种敬畏——不是对自然的敬畏，而是对那些从这里面爬出来的人的敬畏。

“但要不是赶时间，“布林德缩回脖子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“我倒想走地面。至少……脚踏实地。“

杨希真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他知道布林德为什么赶时间。不是为了史迪威的视察，不是为了什么“前线观察员“的职责。是为了那个还在西机场某个角落里、可能正在擦枪的外甥。

飞机开始下降，密支那的轮廓出现在前方。西机场像一条灰色的伤疤，横亘在绿色的丛林边缘。跑道上有烟，有火，有人影在跑动。

“到了，“飞行员回头喊，“准备着陆！“

飞机刚落地，螺旋桨还在转动，布林德就被整个瘦了一圈的亨特抓到梅里尔营帐中私下问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