密支那上空今天布满密云。
不是那种澄澈的、可以望见远山的蓝天,而是一层厚厚的、仿佛被水浸透的灰色棉絮,低低地压在机场上空,连那几棵幸存的榕树的树冠都快触到了云层。这是缅北雨季的前奏——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,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温热的雾气。
昨天最后空降的一排工兵正在加紧修补主跑道。他们穿着橄榄色的连体工装,军靴上沾满了红褐色的泥浆,像一群在灰色缎带上爬行的工蚁。领头的工兵中士是个来自俄亥俄的壮汉,名叫科尔,他正指挥着两台推土机——那是昨天从滑翔机里拆运出来的小型推土机,机身还裹着保护用的帆布条——将弹坑里的碎石和沙土推平,再铺上从丛林边缘运来的碎石和 红土。
“再铺一层!压实!“科尔的声音嘶哑,被引擎声和雨前的闷雷撕碎,“左边!左边还有三米!“
根据随同前来的美方工程师检测,临时填实坑洼堑壕后,跑道勉强能起降大型运输机,但跑道长度还得延长至少四百米,工程不小,得费些时日。工程师是个戴着安全帽的秃顶中年人,姓霍夫曼,来自宾夕法尼亚的一个铁路公司。他蹲在跑道边,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测量卷尺,嘴里叼着一支铅笔,在防水笔记本上涂涂画画。他的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——按照标准,这条跑道根本不合格,C-46降落时如果偏离中线半米,就可能冲进两侧的排水沟。
“勉强,“他对科尔说,吐掉铅笔,“告诉亨特上校,只是勉强。如果下雨,得等地面干了才能起降重载。“
科尔骂了一句,回头继续吼他的推土机。
休息一晚后,经过长途跋涉又打了一场硬仗,已精疲力竭的先遣队员们慢慢醒来。他们蜷缩在跑道边缘的散兵坑里、塔台废墟下、机翼阴影里,像一群被暴风雨打落的鸟。有人还在发烧,有人还在说胡话,有人抱着枪坐着,眼睛睁着却还在做梦。但军号没有响——亨特取消了军号,怕暴露位置——只有托尼挨个踢着他们的军靴,低声喝令:“醒醒,就位。日本人可能还在城里看着我们。“
队员们各就各位,在机场四周的防御区位保持警戒。戴维的维克斯高射机枪已经架好了,四个方向各两挺,枪口指向灰蒙蒙的天空。英国士兵们坐在沙袋后面,抽着烟,望着云层,等待永远不会从云层里钻出来的日本飞机。
跑道西南边的空地上,早起的克钦士兵已砍伐来一根根碗口粗的木桩和许多竹竿。
这些克钦人是天生的丛林工匠。他们不用锯子,只用缅刀,一刀下去,木桩的切口平整得像机器切割。木桩被削尖,用石头砸进地里,深半米,露出地面一米五。竹竿被劈开,横着绑在木桩之间,像搭葡萄架一样搭起骨架。他们沉默地劳作,嘴里嚼着槟榔,红色的汁液从嘴角溢出,像血。
堆成几座小山的建材旁边,是因投诚暂不敢回去的缅族人——果骠带着他的十几个手下。他们昨天杀了平井,手上还沾着日本人的血,此刻除了跟着中美联军,别无去处。他们帮着昨天乘坐滑翔机而来的西格雷夫医疗队女护士们,把空降兵们留下的降落伞包全部收集起来。
那些降落伞包是白色的丝绸,有些还沾着泥点和草渍,被叠成整齐的方块。缅族人和护士们一起,打下木桩,架上竹竿,撑起伞包,搭建着简易野战医院。白色的丝绸在灰蒙蒙的天色下像一朵朵巨大的蘑菇,又像一片临时生长出来的、柔软的丛林。
南雪伊沃和玛英梅也在其中。南雪伊沃已经不再呕吐了——西格雷夫给她的镇静剂还在发挥作用——但她脸色苍白,像一张纸。她跪在地上,用细绳把伞包的边角绑在竹竿上,手指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抖。玛英梅在旁边帮她,动作麻利,不时用缅语或克钦语和旁边的士兵交谈。
“这里,“玛英梅指着一根木桩,对果骠说,“再斜一点,雨会滑下来。“
果骠点点头,用缅刀削去木桩多余的部分。他抬头看了玛英梅一眼,眼神里有感激,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——这些女护士,和他死去的妹妹差不多大。
托尼这会也乐在其中帮着忙上忙下搭建医院营房。
自从昨天医疗队飞过来,他发现之前看上眼的那个女护士也在其中——就是那个在利多基地给他包扎过伤口的、有着雀斑的姑娘,她昨天坐滑翔机过来时吐得一塌糊涂,托尼献出了自己珍藏的最后一罐可口可乐——那是从黑市上换来的,他一直没舍得喝——帮助护士们止住恶心呕吐。
冰凉的、带着气泡的棕色液体滑过喉咙时,女护士的眼睛亮了起来,像两颗被擦亮的琥珀。她冲着托尼笑了,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。其他护士们也纷纷围上来,分享这罐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甘露。托尼成功赢得了医疗队的集体好感,此刻正扛着一根比他大腿还粗的木桩,不经意的在展示他的肌肉。
亨特冷眼旁观。
他站在塔台废墟上,用望远镜观察着城北的方向,但余光一直瞟着托尼。这小子明显不会追女生,除了卖苦力献殷勤,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套近乎。他扛着木桩的样子像一只求偶的大猩猩,汗水把军服浸得透湿,嘴里还哼着走调的《扬基歌》。
亨特心里不由深深鄙视:和他老爹一样!
但转念一想,人家就那样还把自己给比下去了。亨特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弗吉尼亚上大学的日子,想起那个金发碧眼的啦啦队长,想起自己花了三个月才鼓起勇气约她,结果被她男朋友——橄榄球队的四分卫——堵在食堂门口揍了一顿。于是,对自己当年的悲催遭遇又心疼了半分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