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闭上眼睛，听着杨希真的磨牙声渐渐平息，像一台正在减速的引擎。然后，他自己的呼吸也变得沉重，像一位正在沉入深水的潜水者。

待到次日上午，噩耗再度传来。

那不是普通的上午。云层依然低垂，但雨停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被洗涤过的、近乎清新的潮湿气息。棕榈叶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，像无数颗散落的钻石。远处，克钦士兵在砍伐木桩的声音像某种古老的、节奏分明的鼓点。

消息是从北边传来的，由麦基的电报员亲手送到。那是一份简短的、用铅笔写在电报纸上的报告：“K纵队指挥官金尼逊上校，于昨日夜间因疟疾并发症及心力衰竭，在担架队运送途中身亡。M纵队指挥官麦基上校报告，K纵队已丧失战斗力，M纵队减员过半，请求立即撤退或增援。完毕。“

布林德和杨希真匆忙赶到西机场西南角，西格雷夫的野战医院外。

他们穿过棕榈林，踩着被雨水泡软的红土，脚步急促而沉重。布林德的军帽歪在一边，杨希真的白大褂还敞着领口——他们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，没有时间整理仪容。

两人路过外面草地。

草地上躺着好些个痛苦**、排队等待救治的K、M纵队中美伤员。他们或坐或躺，军服被血和泥浸透，伤口用临时绷带包扎，有些绷带已经被血浸透成了深褐色。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——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——抱着一条被炸断的腿，仰面望着天空，嘴唇在无声地翕动，像是在祈祷，又像是在咒骂。

一个中国士兵坐在树下，背靠树干，胸口缠着绷带，绷带上有血迹在慢慢扩大。他的眼睛半睁着，望着布林德和杨希真走过的方向，眼神里没有求助，只有一种麻木的、近乎冷漠的等待。

覆盖上树枝掩蔽的简易帐篷内，一长排病床上躺满了人。

那些病床是用竹子和帆布搭成的，简陋但结实。缅甸护士们——南雪伊沃、玛英梅、以及其他人——在病床间穿梭，帮一些被刺刀捅伤的士兵包裹伤口。她们的动作熟练而迅速，但眼神里有某种东西——不是冷漠，不是同情，而是一种被透支到极限的、机械的专注。

柚木搭建的手术台上，西格雷夫和他的助手约翰·格林德利医生正在抓紧给一个腹腔中弹的伤员做手术取弹片。

西格雷夫的白大褂已经被血浸透，像一件红色的围裙。他的眼镜片上溅着血点，但他没有时间去擦。他的双手在伤员的腹腔里探索，像一位正在挖掘宝藏的矿工，但挖出来的不是黄金，而是弹片、碎骨和凝固的血块。

血腥味弥漫其间。

那种气味不是新鲜的、带着铁锈味的血腥，而是陈旧的、带着腐败气息，像某种正在发酵的、令人作呕的果酱。布林德感到胃在收缩，但他强迫自己继续走，继续看，继续记住。

两人穿过医院，来到外面空地。

那里，十余具伤重救治无效死亡的士兵尸体摆在地面担架上。他们像一排被遗弃的、正在慢慢腐烂的庄稼，覆盖着白色的、被雨水浸透的床单。有些床单下露出一只苍白的手，有些露出一只穿着军靴的脚，有些则什么都露不出来——因为尸体已经被包裹得太严实。

其中有三具包裹着黑褐色裹尸袋。

那不是普通的裹尸袋。是美军配发的、专门用于运送阵亡将士的防水袋，橡胶材质，拉链从头部一直延伸到脚部。袋子的颜色不是纯黑，而是一种被血和泥浸透后的、近乎褐色的深黑，像某种古老的、被诅咒的皮革。

亨特脸色铁青，眼眶红着，站在旁边。

他的军服是干的——他今天没有参加战斗——但脸上带着一种被暴风雨洗礼过的、憔悴的苍白。他的眼睛盯着那三具裹尸袋，像一位正在等待判决的被告，又像一位正在见证自己世界崩塌的国王。

布林德也神情严肃，没说话。

他的下巴点了点——那是一个极其轻微的动作，像一位正在下达无声命令的将军。杨希真便上前，翻开亡者的身份标牌，挑出美军士兵，逐一记录死因。

他的动作专业而冷静，像一位正在完成某种仪式的祭司。他翻开第一个床单下的标牌——“约翰逊，德克萨斯，机枪手，死于弹片伤“——记录在本子上。第二个——“李，广东，翻译，死于失血过多“——记录。第三个——“史密斯，俄亥俄，无线电员，死于感染“——记录。

待他正要翻拣那三具包裹严密的尸体时，一直沉默的亨特赶忙伸手制止。

“杨医生，停下！“他的声音嘶哑，像砂纸打磨生锈的铁管，“小心！戴上口罩和橡胶手套！“

杨希真有些吃惊。

他抬头看着亨特，眼神里有疑问。这三具尸体有什么特别？是传染病？是化学武器？还是某种他无法理解的、美军特有的处理程序？

但马上明白过来。

他想起在北非时听过的传闻——某些阵亡将士的尸体，因为死亡原因特殊（自杀、处决、或某种“不宜公开“的情况），需要特殊处理。他想起那些关于“战场纪律“的、被刻意隐瞒的故事。他想起亨特的眼神——那不是担忧，是恐惧，是某种他不敢面对的真相。

于是，他赶紧按照他说的做了。

他从西格雷夫的医药箱里取出口罩和橡胶手套，戴上。口罩遮住了他的半张脸，只露出眼睛。手套是黄色的，厚实而笨拙，像某种两栖动物的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