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嗯。”

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厦门。查资料。”

“查到了什么？”

“郑和。永乐十九年。沈鹤亭是朝廷派去的守塔人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你的疤呢？”

“还在长。”

“长到哪里了？”

我低头看了看右手。那道疤从虎口开始往手腕方向延伸，暗红色的，像一条干涸的河床。还没有字，但边缘已经开始发痒。

“到手腕了。”

“快了。”

“什么快了？”

“它要刻字了。”

她挂了电话。我站在台阶上，看着右手上那道疤。它比昨天长了一点，比昨天宽了一点。它在长。不管我在哪，不管我在做什么，它都在长。它不要命，它要字。

那天晚上我住在厦门，一家离图书馆不远的酒店。房间不大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卫生间。窗外的街上很热闹，大排档的油烟飘上来，混着烧烤味和啤酒味。我坐在桌前，把手机里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看。瓷碗、日记、命令、郑和家谱、沈念的信、1956年的合照。这些照片连起来，成了一条线。时间线。从永乐十九年到现在，近六百年。沈鹤亭建塔，郑和船队返航，沈鹤亭留在塔里。塔在亚马逊雨林深处，等了六百年。1956年林深来了，进塔了，出来了，又回去了。1960年他回来了，1986年他死了。同年我出生了，手上带着他传下来的疤。七岁那年有人告诉我，这道疤是削苹果留下的。不是，是林深留下的。是沈鹤亭留下的。

我翻到那道命令的照片，又看了一遍那行小字。“后世若有来者，见此令者即为下一任守塔人。”下面还有1956年林深用铅笔写的那句话。“这道命令是真的。”他是写给我看的，他知道我会来。

手机震了一下，索菲亚发来一条消息，不是文字，是一张照片。B超单。黑白的，上面是一个胎儿的轮廓，头很大，身体很小，蜷缩着，像一颗豆芽。照片下面附了一句话——“医生说可能是男孩。”

我把照片放大，看着那个胎儿的轮廓。他的手很小，手指蜷着，看不清拇指上有没有疤。也许没有。也许印记传给了我，就不会再传给他了。它在我手上，我还没死，它不会走。

我回了一条消息：“取个名字了吗？”

“还没。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
我看着窗外。街上的大排档还在热闹，有人在划拳，有人在笑，有人在吵架。这些声音和雨林不一样，和塔里的安静不一样。

“林远。”

“林远？”

“远近的远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可以走得远。不用回来。”

她没再回。也许她懂了，也许她没懂。窗外烤生蚝的味道飘上来，我不想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