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和二年（137年），曾备受刘保恩宠的乳母山阳君宋娥，终究未能守住本心，因牵涉“构奸诬罔”之罪，被人揭发。宋娥仗着自己是帝王乳母，又有拥立之功，平日多有骄纵之举，此番竟暗中构陷他人、捏造虚妄之词，妄图陷害忠良、谋取私利，其罪状查实后，刘保痛心之余，亦坚守法度，毫不徇私，当即下旨收回宋娥的山阳君印绶，削去其爵位，将其放逐至民间田舍，令其远离宫闱，永不得返。而宦官李刚等九位封侯的宦臣，因与宋娥交往过密，相互勾结、收受贿赂，成为宋娥的党羽，亦受到牵连，刘保下令将此九侯尽数逐出京师洛阳，遣返回各自的封地，同时削减其封地四分之一的租税，以示惩戒，再次向朝野表明，无论身份高低、是否有功，但凡触犯国法、结党乱纲，皆会受到严厉惩处。

永和四年（139年），宫中宦官乱政的风波再起，中常侍张逵、蘧政二人，见大将军梁商深得帝王信任，执掌朝政，又与曹腾、孟贲等宦官交好，心中心生妒意，又妄图夺取朝政大权，于是暗中勾结石光、傅福、杜永等一众宦官，合谋设计诬陷梁商，连同与梁商交好的曹腾、孟贲等人，一并诬告其意图谋反，欲借帝王之手，除去梁商与曹腾、孟贲等眼中钉，进而把持朝局。这份诬告的奏疏呈递至刘保面前，却并未如张逵等人所愿，刘保素来深知梁商的忠谨，亦了解曹腾、孟贲的品性，知晓其辈绝无谋反之心，对这份凭空捏造的诬告，全然不信，更当场谴责张逵等宦官，斥责其心胸狭隘、善妒成性，竟不惜捏造谋逆大罪，陷害忠良，实在罪大恶极。

张逵等人见诬告不成，反遭帝王斥责，心中惶恐，却又利令智昏，竟铤而走险，做出了以下犯上的悖逆之举——假传帝王圣旨，擅自下令逮捕曹腾与孟贲，将二人监禁起来，妄图以武力逼迫二人认罪，坐实谋反的罪名。此事很快传入刘保耳中，帝王震怒，龙颜大怒，自己的近侍宦官竟敢假传圣旨、擅行抓捕，这不仅是对曹腾、孟贲的陷害，更是对帝王权威的公然挑衅。刘保当即下令，火速释放被监禁的曹腾与孟贲，同时命人逮捕张逵、蘧政、石光、傅福、杜永等所有参与此事的宦官，严加审讯。经查实，所有罪状皆确凿无疑，刘保毫不姑息，下旨将这一众犯上作乱、捏造罪名的宦官全部处死，以明国法，以震朝纲。经此一事，宫中宦官再无人敢轻易妄为，擅权乱政的势头被彻底打压，汉顺帝时期的宦臣整饬，也迎来了最终的定局。

汉顺帝刘保也深刻意识到宦官擅权对于朝堂的危害，此后便对宫中宦官严加管束，屡次颁布诏令惩戒恃宠而骄、行为不端的宦官，更对宦官的日常用度、权势范围加以严格限制，定立诸多规矩，严防宦官干政。但凡有宦官胆敢依仗帝王宠信，擅权专断、作威作福者，一经发现，皆会遭到刘保的严厉处罚，绝不姑息。也正因如此，在汉顺帝刘保在位的时期，即便宦官始终伴随帝王左右，却始终未能掌握朝堂实权，无法形成专权乱政的局面，朝纲也因此得以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。

汉安元年（142年），刘保派出八使分行州郡，八使到达各州郡后，弹劾了许多宦官亲党，于是他们相互呼救，都没有成功。刘保毅然采纳吴雄、李固等人“八使所纠，宜急诛罚”的建议，严厉惩治宦官亲党的罪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