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莱奥？你儿子？”

“是。”

赫尔曼放下酒杯，皱起眉头。“你儿子认识她？”

“认识。她来过家里。有一次圣诞节。”

赫尔曼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电话机旁，拿起听筒。

“你打给谁？”妻子问。

“警察局。”

“你疯了？你要举报她？”

“不是举报。是提醒他们，这个女人很危险。”

“她只是写了文章。”

“她的文章会让工厂倒闭。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。工人失业，就会闹事。闹事，帝国就会乱。帝国乱，我们就会死。”

妻子看着他的脸，那张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，不是担忧，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、对“乱”的恐惧。

“赫尔曼，”她说，“你变了。”

“我没变。是这个世界在变。”

他拨通了号码。

伊洛娜不知道赫尔曼·贝克尔打了那个电话。

她只知道，四月七日，两个穿便衣的警察来到了报社。

他们没有出示逮捕令，只是说“请拉科齐小姐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”。

韦伯挡在伊洛娜前面。“她犯了什么罪？”

“没有犯罪。只是协助调查。”

“调查什么？”

“调查她文章中提到的数据是否属实。”

“数据都是公开的。你们可以去档案馆查。”

警察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对伊洛娜说：“拉科齐小姐，请您配合。如果您不配合，我们只能用强制手段。”

伊洛娜站起来，拿起外套。“我跟你们走。”

韦伯拉住她的胳膊。“不要冲动。”

“不是冲动。是去说清楚。说清楚就回来了。”

她跟着警察走出报社。门口停着一辆黑色马车，她上了车，坐在两个警察中间。马车穿过大半个维也纳，停在了警察总局的门口。

她被带进一间审讯室。房间不大，一张桌子，三把椅子，墙上什么都没有，连窗户都没有。煤气灯的光很暗，把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拉得很长。

一个中年警官坐在桌子对面，手里拿着她的两篇报道。

“拉科齐小姐，这些数据，你从哪里得到的？”

“工商登记处。档案馆。”

“工商登记处的数据，是给政府用的，不是给记者用的。”

“法律没有规定记者不能查。”

“法律没有规定的事，不一定能做。”

伊洛娜看着他。“那法律规定了什么？规定了童工可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？规定了童工可以断手指不赔钱？规定了童工可以没有医生、没有学校、没有未来？”

警官的脸色变了。

“拉科齐小姐，我不是来跟你辩论的。我是来调查的。”

“那您调查出什么了？”

警官沉默了几秒钟。“我们还在查。”

“那您查完了再找我。我现在要回去写稿。”

她站起来，拿起外套，走出审讯室。两个警察在门口站着，想拦她，但不知道该怎么拦——她没有犯法，没有被逮捕，只是“协助调查”。协助完了，当然可以走。

她走出警察总局的大门，站在台阶上，深吸一口气。

天已经黑了。路灯亮着，橘黄色的光在暮色中散开，像一圈圈模糊的涟漪。

她叫了一辆马车，回了公寓。